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以及开展“三来一补”等。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习仲勋回到广东，向省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1979年1月8～25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人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调研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4月5～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和王全国代表广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习仲勋在会上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在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看到这种做法是一种新思路，是我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邓小平访美
1979年1月28日早晨，北京首都机场，邓小平率团出发前往美国访问。此行被誉为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邓小平说，这是向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学习。29日上午，美国白宫南草坪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国歌，礼炮鸣19响，这是美国总统在接待一个隔绝和敌对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中国领导人，并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
邓小平访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邓小平可亲、真诚、坦率的人格魅力给美国公众和政府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进行了深入、坦率、诚恳、富有建设性的会谈。在与卡特会面时，邓小平说，“我们愿意和美国发展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关系”，“我们不害怕你们的思想意识，你们也不必害怕我们的”。
邓小平访美的日子，是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新气象的日子。美国媒体说，邓小平在美国掀起了“邓热潮”“中国热”，他的访问是“中国的愿望、尊严和外交灵活性的象征”。卡特总统对邓小平的此次访问的评价是：“影响深远，坦诚，亲切，和谐，极其有益和富有建设性。”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邓小平此行的确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若干年后,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仍念念不忘邓小平访美之行,称之为“外交政治的成功范例”。
邓小平访问美国，加深了美国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了解，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迅速提升了刚刚正常化不久的中美关系，为开拓国际市场、营造良好的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批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
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同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文件批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当时我国正面临着大批知青返城、城镇积压待业人员700万～800万人的巨大压力。虽然这个报告中有种种限制，尤其是当时还不准雇工，但它公开为个体经济发展开了绿灯。也正是到这一年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发展到31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1倍多。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提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自谋职业指的就是个体劳动者。这使得全国城乡个体经济发展迅速。截至1980年底，从事个体经济的劳动者达到80.6万人，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多。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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